氣候偏離與綠色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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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球暖化的情況日益嚴重,人們對氣候變遷議題也日益關切。夏威夷大學(University of Hawaii)的研究團隊在該校生物地理學家Dr. Camilo Mora的領導下,於2013年10月提出一份報告介紹氣候偏離 (Climate Departure)的狀況,這份報告中计算得出,如果溫室氣體排放繼續穩步成長,地球上大部分地區的氣溫到本世紀中葉將達到史無前例的高水準。到2047年(誤差不超過5年),全球大部分地區的年平均氣溫將高於1860年到2005年期間的任何一年。換句話說,對一個給定的地區,「未來最冷年份的氣溫將比過去最熱年份的氣溫還要高」。

  Dr. Camilo Mora的團隊預測,空前的氣候在熱帶將更早到來,給這些地區的人類社會、給該地的珊瑚礁、以及世界上最大的森林造成越來越大的壓力。Dr. Mora和學生將地球劃分成許多網格(grid cell),每一個網格為386平方英里(約為999.74平方公里)。他們對來自39個氣候模型的結果求平均值,對每個網格計算出他們所稱的「氣候偏離」日期,預計過了這個日期之後,該地未來所有年份的氣溫都將高於歷史上最熱的一年。

  這些結果似乎顯示,如果溫室氣體排放量依然很大,那麼2047年以後,地球上一半以上的地表每年氣溫都將高於該地從1860年到2005年期間的氣溫記錄。該研究對全球各大都市或國家都提出了氣候偏離的預估年份,例如:紐約市是2047年,東京是2041年,台北則是2042年[1]。分析發現,如果大力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這個日期有望延遲到2069年。

  最令人吃驚的發現可能是在熱帶地區。這裡的氣候變化率比高緯度地區小得多,研究發現,溫室氣體蓄積的額外熱量將使這些地區的氣溫更快超出歷史範圍。Dr. Mora發現,在高排放的情況下,墨西哥城的氣候偏離日期是2031年,雅加達、奈及利亞拉各斯是2029年,哥倫比亞波哥大則是2033年。很多人認為,氣候變遷對南北兩極的影響最嚴重,而最大的氣溫變化絕對值也已經出現在北極以及南極部分地區。但是Dr. Mora的發現和以前的研究相符,似乎表明自然和人類社會面臨最大風險的地方,至少是就短期而言,其實可能是熱帶地區。

  夏威夷大學研究團隊的這份報告,在全球學界引起相當大的討論。該研究團隊針對全球暖化所提出的解決方案,也讓各國永續發展政策制定者引頸企盼。可惜Dr. Mora於2015年底在亞洲生產力組織的一項國際研討會中所提的方案,包含:減少人口的增長壓力和綠化環境以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等,均稍嫌過於簡化且不夠務實。本文擬援引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英語: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簡稱 UNEP)所倡導,如何邁向永續發展和消除貧困的綠色經濟,作為解決現今極端氣候所帶來環境衝擊的備選方案。

  UNEP主張,從現在起至2050 年,每年將全球GDP的2%(目前約值1.3 萬億美元)投資於主要經濟部門中,包括農業、建築、能源、漁業、林業、製造業、旅遊業、交通、水和廢物管理等10 大主要經濟部門,便可實現低碳、資源有效的綠色經濟轉型[2]。然而,這些投資必須得到國家和國際政策改革的激勵。在綠色經濟情境下,經濟成長與環境可持續性並不矛盾。相反地,綠色經濟可創造就業機會並促進經濟進步,並且可避免大的負面風險,如氣候變化的影響、水資源短缺和生態系統服務的喪失等。

  綠色經濟不僅會促進經濟成長,特別是自然資本方面的成長,而且也會推動GDP的增加。全球能源需求有所上升,但到 2050 年會降到目前的水準,大約比基線情境(business as usual)預期的水準低40%,這是因為能源效率將會大幅提高。根據綠色投資情景下的預計,到 2050 年與能源有關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與目前的水準相比,將減少約三分之一。到 2050 年大氣中的排放濃度應低於450 ppm,這一水準對於有機會將全球變暖限制在 2° C 的極限值內至關重要。

  綠色經濟認同自然資本的價值並對自然資本投資。在UNEP的分析中,綠色投資的四分之一, 即全球生產總值的 0.5%(約合3250 億美元)被分配給如下的自然資本部門:林業、農業、淡水和漁業。森林工業的附加價值到2050 年將比基線情境增加約 20%。如果2010 年至2050 年期間每年對綠色農業投入 1,000 億至 3,000 億美元,將會不斷提高土壤品質,增加全球主要作物產量。農業、工業和市政部門的效率將提高,可於2050 年前將水資源需求量相對於預測趨勢減少五分之一,從而減輕地下水和地表水資源所面臨的近期和長期壓力。

  綠色經濟同時也有助於減少貧困:鑒於貧困人口直接從自然資本中獲益,減少貧困與對自然資源和生態系統進行明智管理之間有密切的關聯。在向綠色經濟過渡的過程中,新的就業機會將會不斷湧現,最終超過從“褐色經濟”中失去的工作機會數量。這在農業、建築、能源、林業和交通部門裡特別明顯。然而,在資本已嚴重枯竭的漁業等部門,實現這些部門的綠化將在中短期內導致就業機會和收入減少。

  另外,可能還需要對勞工的技能再培訓和再教育方面進行投資。在將政府投資和支出優先投入到可刺激經濟部門的綠色轉型領域方面,我們必須做出選擇:改革所有部門昂貴的不良補貼將為綠色經濟轉型開闢財政空間,騰出資金。僅取消能源、水資源、漁業和農業部門補貼,每年就將能節省相當於全球GDP 1-2%的財力。預計將產生的成長和就業至少相當於正常景氣下的發展,甚至超過正常景氣,中長期的經濟表現更是如此,同時可明顯地帶來更多的環境和社會效益。

  綜合以上分析得知,綠色經濟轉型的構想考慮全球10大主要經濟部門的成長,同時也投資於自然資本。因此不僅會促進經濟短、中、長期的經濟發展,也兼顧自然資本方面的成長。在綠色經濟情境下,我們可避免如氣候變遷、水資源短缺和生態系統的崩壞等負面衝擊,進而為Dr. Mora所預測的氣候偏離提供更精細規畫的解決方案。

 

【資料來源】

  1. 夏威夷大學MoraLab網站”The timing of new climates”
  2. UNEP, 2011, “Towards a Green Economy: Pathway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Eradication - A Synthesis for Policy Ma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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