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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日企新鮮人看台灣千禧世代》在背後守候 鼓勵成為白日夢冒險家

【文/李世暉 圖片提供/達志影像、東方IC】

  每年3月,公益財團法人日本生產力中心(Japan Productivity Center, JPC)會透過對企業的人事部門以及大學的就業輔導單位的調查,分析當年即將進入職場的社會新鮮人。依據每年的調查結果,JPC會使用流行的名詞來形容該年日本社會新鮮人的特徵。2016年,JPC公佈當年的日本社會新鮮人屬於「無人飛行載具型」。

  無人飛行載具的發展,是近年日本科技產業創新中重要的一環。由於無人飛行載具涉及的AI技術與商業應用的領域相當廣泛,在日本受到高度重視。JPC觀察到當年日本社會新鮮人的特色是:全球的觀點、自主的行動,乃借用無人飛行載具這個流行的名詞,來描述當年日本社會新鮮人的特徵:傾向以俯視的角度看世界;無論順風還是逆風,都能保持規律的飛行速度降落在目標地。

  在2016年的「無人飛行載具型」社會新鮮人的調查分析中,JPC特別指出,在現實世界中,無人飛行載具將成為解決未來社會議題的重要科技;而在企業管理中,「無人飛行載具」型社會新鮮人也將扮演吃重的角色。

泡沫經濟刺激冒險心

  事實上,在1973年的第1次調查中,調查單位把當年日本的社會新鮮人稱之為「熊貓型」。熊貓型社會新鮮人的特徵是:安靜可愛,但不易與人親近,必須花費心思照顧。而在隔年1974年的調查,則是把當年的社會新鮮人稱之為「嚕嚕米型」(Moomin)。嚕嚕米是來自芬蘭的繪本角色,其特徵是安靜善良,分不清楚是大人還是小孩。由於JPC善於使用具有話題的名詞(或現象),其所公佈的社會新鮮人類型,每年都會引起主流媒體的注意。

  早期的日本社會新鮮人(1970年代至1980年代),無論是熊貓、嚕嚕米還是人工草皮(1977年),都是外表可愛、亮麗,但沒有自己的主張意見,被歸類為「凡事順從」的世代。

  歷經泡沫經濟之後,日本社會新鮮人在2000年,轉變為「發光二極體型」(Light-Emitting Diode, LED)。LED型的社會新鮮人,若能給予導入電流(確實的指導),就能發出亮光(工作成效);但是,LED本身是不會發熱的(意指對工作沒有熱忱)。這樣的形容,明確地點出2000年之後日本社會新鮮人的性格:具備工作能力,缺少工作熱忱。也就是說,過去以企業發展(團體榮譽)為目標,凡事逆來順受的日本企業戰士,已經開始摸索「自己」的目標。

  進入2010年之後,日本社會新鮮人出現了朝自己目標前進的「冒險特質」。例如:2011年的日本社會新鮮人被認為具有「游隼型」(Hayabusa)的特質。游隼屬於中型猛禽,其俯衝時速可達每小時380公里以上,是全世界飛得最快的鳥。JPC使用的「游隼」,並不是生物學的鳥類名稱,而是日本宇宙科學研究所發射的「游隼號宇宙探測器」。游隼號在宇宙航行了7年,穿越了60億公里的路程,成功地從糸川小行星帶回物質微粒。

  就如同「游隼號」一樣,一出生就沉浸在網路科技的日本現代社會新鮮人,早已將未知與不確定視為理所當然的生活環境。對於主管而言,若能持續不斷地對這些「游隼型」的員工傳送訊號,最終應能獲得他們的回應而得到令人滿意的成果。

重視夥伴歸屬感

  順從型的日本社會新鮮人,進入職場之後尋求的是組織歸屬感。他們會抱怨組織的不合理,但卻習慣「組織的束縛」。此外,對傳統的順從型社會新鮮人而言,組織的目標就是自己的目標;因此,當遇到選擇情境時,他們會以組織的規範作為行動的依據。由於順從型的社會新鮮人型習慣了組織紀律與向心力,導致企業大多重視命令的垂直式管理,以保證組織的效率。

  自我型與冒險型的日本社會新鮮人,崇尚個人的自由與夥伴關係,進入職場之後尋求的是夥伴歸屬感。當面臨到選擇情境時,比起組織,他們會傾向優先選擇夥伴;比起團體目標,則會優先考量自己的目標。值得注意的是,對習慣網路科技的日本千禧世代來說,其所處的世界即是一個彼此聯繫的水平社會。這種水平關係,也逐漸反映在當代日本企業的經營思維上。

  舉例來說,日本企業認為,2018年的社會新鮮人類型,是運動競技中的「團體追逐隊」。無論是自行車還是滑冰的團體追逐比賽,除了要求夥伴的互助精神外,也強調速度的重要性。在企業經營上,為了讓這些類型的社會新鮮人能在組織中發揮所長,企業必須善用Line、Facebook等「社群網路服務」(Social Network Service, SNS),協助他們建立團隊與可即時溝通反應的資訊平台。

競逐生活風格

  在台灣,則是習慣以水果來定義不同世代社會新鮮人的特質。例如:大家所熟知的「草莓族」、「水蜜桃族」等用詞,即是用來形容特定世代族群的「低抗壓性」與「脆弱性」。然而,正如同日本一樣,台灣千禧世代的冒險因子,也正在躍躍欲試。

  即將主導未來世界的台灣千禧世代,其冒險因子的關鍵字是「自我風格」。在全球化與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下,跨境、無國界的資訊傳遞已成常態。台灣千禧世代在各種資訊氾濫下,尋找自己的風格。過去,多數媒體重視的是,台灣千禧世代如何地強調「生活風格」。例如:台灣千禧世代喜歡的不是「好的東西」,而是「有意義的東西」;為了讓自己生活更豐富,願意花費更多的代價。而各類的消費型態逐步匯流成各種不同的風格,也成為了台灣千禧世代選擇「生活風格」時的參考。

  另一方面,台灣千禧世代的「工作風格」卻經常受到忽視。如同追求有意義的生活風格一樣,台灣千禧世代也傾向追求工作的意義。若與冒險特質相結合,台灣千禧世代選擇工作的標準,或其投入工作的熱忱,主要是由工作的意義而定。如果可選擇的話,台灣千禧世代會優先找有意義的工作(也就是大夢想);若找不到有意義的工作;就會退而求其次,尋求一個薪資可支持自己生活風格的工作(也就是小確幸)。

給舞台給體諒

  面對著千禧世代的冒險靈魂,以及瞬息萬變的全球化市場經濟,企業又應該如何因應?身為資生堂創辦人福原有信的孫子,曾經擔任資生堂的社長、會長與名譽會長的福原義春,曾以的蘭花栽種為例,針對人才的培育進行了下述的說明:「經常施肥容易傷害蘭花球根,每天澆水反而會讓球根腐爛。種植蘭花不是仔細的照顧就可以,而是要配合蘭花生長的規律。培育人才也是如此」。從福原義春的說明中可以發現,現代企業必須維持一個友善的空間,讓員工發展自由冒險、獨立判斷的能力。

  此一友善的空間,雖可透過制度、規範的鬆綁來建立,但若缺乏信任關係,友善空間無法轉換成企業的活力、彈性、創意與應變速度。若以傳統的觀點來看,以信任關係來主導企業的管理,有時會被認為是一種缺乏制度精神的「放任式管理」;而有時又會被看成一種強調人脈的「關係式管理」。然而,若仔細觀察當代企業所處的環境,可以發現,建立信任關係,乃是全球化資訊時代下降低管理成本的重要關鍵。

  舉例來說,在全球化的趨勢下,美國電影產業的競爭力,主要來自各種以信任為基礎的製作團隊。美國好萊塢的電影產製人員,大多來自於不同的地區、不同的國家。在多數的電影團隊中,這些人員都是全新的、暫時的組合。為了在短時間之內拍出一部成功的電影,團隊成員必須要很快地建立工作默契與方法。因此,若是沒有以信任為基礎的專業互動,團隊的工作目標便無法順利達成。

  因此,在可預見的未來,如何妥善處理千禧世代進入職場的管理成本,以及如何引導千禧世代的冒險精神,將會成為左右企業市場競爭力的關鍵。(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教授)

【完整內容請見《能力雜誌》2018年8月號,非經同意不得轉載、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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