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變被長期扭曲的儒家教育所影響台灣的管理文化

　　儒家是從周朝的「禮樂」所發展而來。周朝禮樂主要是宗教祭祀，同時亦發展成為社會倫理道德的規範與準則，禮樂皆以「德」為解釋。到了春秋時代，「讀書人」皆須精通宗教禮儀。春秋後期，周天子地位低落，政治封建禮制崩壞，貴族紛紛違反禮樂秩序。孔子對當時已敗壞的禮樂極為不滿，決心重建禮樂傳統，恢復秩序，將就有禮樂制度「轉型升級」為學術知識，提升了「儒」者的思想地位，形成「儒家」，「儒」也進而代表了讀書人、學者。孔子主張禮樂必須以「仁」為精神核心，從哲學角度重新闡釋禮樂，此為儒家精神的開端。

　　此時儒家認為執政之人必須有美德，以「仁」為禮之本，仁是禮的精神中心，而禮則是仁的的表現方式，使仁的精神得以顯現，尚未發展為後來影響華人奴性的後儒家。這個時候儒家所說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指的是在其位、司其職，不逾矩、不褻職，一切從仁與德出發，於是這樣的上下關係是經營出來的、是互相的，且責任的關係與歸屬與其職位是正相關的。

　　自南宋朱熹定出〈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的次序，確立四書五經，自此影響了數百年儒學的面貌，影響不僅限於中國，更是擴及朝鮮與日本。儒學從哲學變成了「經書」，經即是「常理、典範」的意思，號稱聖人所作，所以如果裡面讀起來覺得不太合時宜，那也不會是經書的問題，而是讀的人沒能融會貫通，經書是不會有錯的。儒學教育自然無法養成具備批判精神的知識份子，儒學的知識進程也無法因自我批判而開創新局。從小學習四書五經，老師只會告訴你背下來這會考，你看當時太平盛世就是靠這些禮樂撐起的，會崩壞都是因為當時的人「離經叛道」，而不會告訴你儒家當時是怎麼獨大，我們用現代民主的眼光可以怎麼批判改變、女權主義的伸張是由於過去如何長期的被三從四德綑綁…因為我們至今仍然期望我們的孩子、下屬、後輩要「乖」，於是即便西方科技已經迅速茁壯，那一群金髮碧眼的人被訓練獨立思考、批判、創造力已經遠遠超越我們，我們仍在告訴孩子儒家的典籍是多麼權威不可挑戰，我們的教育方式依然是「乖，把這些記下來」。

　　當儒學變成了教條，也變成了為了滿足知識階級與統治階級的利益而存在的「官方法律」，也正因為這樣的官方法律對掌權者是「好用」的，於是正如我們常說歷史是政治史一般，所謂中國文化的也逐漸被儒學獨大，「儒家」終延伸為「中國文化」，思想的一致化也變成了普遍的現象，如果言論不夠一致，便被貼以「叛逆」、「偏激」等歧視性標籤。當「與大家一致才是安全的」這樣的想法藉由統治者的灌輸，世世代代流傳千年，曾經壯大的中華文化也終被西方科學活生生擊敗。

　　而儒學最終無法戰勝西方科學的主要原因，筆者歸結為無法有系統發展為一套論證、辯證、系統性方法，例如西方從我思故我在，思考人的存在，即可發展為一套完整的存在主義，因思考「人的存在」、「善」、「群己關係」而發展出形上學、倫理學、社會學等成系統的知識，以建構有系統的修身之道、治國之道。但在四書五經中的種種「規範」雜亂散落，就算曾勉強被分門別類，也只能僅僅為一塊一塊零碎的規章，無法推翻、無法討論、無法辨證、無法形成一套論證與知識系統。

　　語至於此，儒家的崇仰者通常會說「歐美科學強終究只是追求物質進步而非精神，若論精神文明的高度，中國文化兩千多年是多麼深蘊博大…」，就像過去我們視他域皆為蠻夷，歧視遠遠大過尊重，面對歐洲哲學、文學、社會學、史學、政治學、美學…等理論系統，都認為那能說得出來的是次級的，我們此般說不出來的才是深不見底的藝術，只能意會，不可言傳。然而事實卻是，相較於自然科學的差距，我們的人文科學更以驚人幅度遜於西方。當莎士比亞已經成為世界名著，創造無數名言流傳於世，羅密歐與茱麗葉舉全球聞名時，我們僅能勉強拿出梁山伯與祝英台媲美之，但卻連我們自己都沒興趣了解梁祝的原文，然後我們逐漸漠視人文科學，視文學、美學、社會科學為次等知識，價值一代不如一代，然後還沾沾自喜大言不慚說我們文化素養高於西方，豈不可笑？

　　承上，儒家認為執政之人必須有美德，以「仁」為禮之本，仁是禮的精神中心，因此我們長期都是「人治」為主，主政者必須仁德，一但主政者不仁不德，社會體制便會崩壞，我們一直沒有發展「法治社會」。

　　一直到民主政治時代，台灣才在近三十年間逐漸發展法治，在許多制度上引進西方方法論，但因長期人治文化影響，方法常常執行生硬，流於形式，或是不倫不類。

　　舉例來說，其實相當多在台灣的華人在心中都很嚮往西方教育，嚮往他們的學風自由、嚮往他們的活潑開放，但當政府引進西方教育制度時，卻推行得相當困難，最後淪為畸形。「多元入學方案」的主旨在於「多元」，透過多方評分模式，希望為孩子找到興趣與專才，讓孩子能專注在「某一項或某幾項」自己喜歡或擅長的科目專心發展，音樂、文學、體育、藝術甚至是公益活動都可以是未來發展的方向，在台灣也都不乏相關科系，但在台灣由於人文科學被長期漠視，社會價值觀扭曲，科系被賺錢力分等級，於是執行起多元入學方案，家長硬是讓他淪為「全能入學方案」，什麼都要會、什麼都要補，才藝班從小天天上，放假還要特地安排一個加分用的公益活動，然後抱怨政府讓孩子越來越累、壓力越來越大、補習越來越多，就算有家長知道多元入學的真諦，但因為大家都這麼全能發展，總分輸給人家就分不到一杯羹，只好隨波逐流。然後一般大學單位只能接收通才(通不才？)學生，技職學校招收不到專才學生，反過來抱怨學生素質越來越差，最後出現「還是恢復聯考比較單純」這樣的聲音，這其實是很荒謬的現象。

　　教育的課題很大，上述現象僅舉例形容西方「方法論」引進後在台灣執行管理上總是出現很困難的磨合，主要原因都出現在文化、思維、價值觀無法俱進。

　　延伸至企業管理層面，這樣的現象也很常見。

　　綜觀目前產業界最常被提及的方法論，無論是美國的克里斯汀生大師的破壞式創新、丹麥CIID哥本哈根互動設計學院的使用者研究流程、德國阿亨工業大學的精實方法、蘇聯TRIZ、美國VAVE……都是發展非常成熟、被世界許多知名企業廣為運用的方法論，這些方法論近年來引進台灣，希望為台灣企業所用。

　　台灣在過去經濟主要由中小型傳統產業為支柱，這些傳統產業業者有堅強的技術，管理方式簡易，經營模式趨向單一，技術能做多好，東西就做多精；客戶要什麼、老闆交代什麼，員工就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很認命、很認真、很乖。也正因為當時有這群認命認真乖巧的勞工，締造了台灣的經濟奇蹟。但，當地球村時代來臨，代工廠逐漸被中國及東南亞等其他國家取代，傳統產驗面臨的考驗是世界性的，就像八國聯軍已經打進城池，要存活就必須改變，想辦法強化競爭力。台灣需要突破過去窠臼，將技術本位的思維改變，才有可能做出可觀的突破。

　　所以當這些西方的創新方法碰上傳統產業時，首先遇到的挑戰，還是「文化」因為根深蒂固無法根除的思維，讓人害怕說錯話、做錯事，固守就有的規矩與方式，無法接受作改變與突破所會面臨的失敗率，其實了解創新方法並不難，接收新想法也不難，最難的，還是文化的改變，公司需要創造一個活躍的文化、不怕出錯的文化、擺脫人治（階級）的文化，才能夠讓創新方法真正運作起來。

　　建立一個有利創新的企業文化，並非一味的崇洋，前篇提到目前我們習慣的儒是扭曲的，儒家的仁德是中華文化不可消失的重要價值，「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才是儒家文化真正珍貴的光輝，在有德（企業誠信）、親民（重視需求）、止於至善（做到最好）的優良文化中去運作西方方法，才能夠創造出屬於我們的企業文化。

　　在企業中的文化豎立，首先應該採用「破壞式創新」，從打破公司原有制度慣性思維開始，必須要使用不同以往的角度切入，找出「第一線員工的想法」或「被過度尊崇(保護)的階級」。其次，創造一個新的企業文化應了解公司、員工要完成的目標及面臨的問題點，避免只是侷限於制度本身。接著，從商業模式的角度思考，該公司新制度想達成的價值主張、溝通管道、關係經營，以及所需的關鍵流程為何，分析公司整體利益結構草擬新的溝通模式，運用方法的同時，最重要的依然是「本心」需要有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的仁德之心去執行這樣的方法，才能真正找到企業的核心價值。

　　此外，重新重視人文科學，重視產品美感設計、重視藝術層面，在轉型升級的過程中，提升企業質感，才能讓公司從原有的「有能力做好產品」晉升到「有能力做完美的產品」；從做出好用的東西晉升到做出讓人愛不釋手的東西；從做出需求品晉升到做出奢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