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社科院於2月9日發佈的2012年《國際城市藍皮書》公開數據顯示，2011年北京、上海的經濟成長速度分別在8.1%、8.2%，為中國倒數第一、第二排名。同期，兩市人均GDP分別為1.2萬美元左右，已接近世界銀行的發達國家和地區收入的水準。兩市經濟增速之所以放慢，與兩市的服務業發展比重逐漸增大，同時限制高污染性重化工業的發展有所關連。而服務業的獨大發展，可能會因為「鮑莫爾病」影響整體經濟成長。
從先前一連串製造???外移事件來看，北京的首鋼已經遷出北京。加上汽車限購，房地產限購，迫使得北京在2011年經濟成長速度上損失了2個百分點。上海同樣因為房地產限購的原因，以及重化工業難以有再大的發展，使得經濟難以維持高度的增長速度。上海社會科學院城市與區域研究中心秘書長屠啟宇認為，核心的問題，是要這些城市不能放棄發展製造業，但要向高端發展。比如研發、設計等方面。
深入來看，目前北京、上海的服務業增加比重分別接近GDP的80%、60%，為中國全體省市自治區比重最高的。但是由於服務業比重大，目前發展較為穩定，難以與中西部仍在進行工業化跨越式發展的城市相對比。使得目前北京、上海的經濟占中國全國的比重，正在快速下降。目前上海經濟占全國和長三角的比重，只分別為4%、20%左右。
這種因服務業比重增加導致GDP成長趨緩的現象，著名發展經濟學家錢納里(Hollis B. Chenery)曾經觀察提出，經由〈工業化階段理論〉的基礎上，通過動態多國模型分析了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與全要素生產率之間的關係。根據其研究，經濟發展可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初級產品生產(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小於420美元)；第二階段，工業化階段(人均國民生產總值420~4,000美元)；第三階段，發達階段(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大於4,000美元)。
產業結構上服務業比重始終是不斷上升的，並將在工業化階段超過農業成為僅次於工業的第二大產業，在發達階段超過工業成為最大產業。全要素生產率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到達2,100美元前呈直線上升趨勢；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2,100~3,360時全要素生產率變化不大，並將到達最大值；而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超過3,360美元後，全要素生產率開始呈下降趨勢。這些資料對於不同國家而言雖然不一定非常準確，但反映出一個較為普遍的規律。可見，服務業的發展、產業結構的變化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變化是有著密切聯繫的。另美國經濟學家鮑莫爾(William Jack Baumol)(1967) 對關於服務業的發展和經濟增長集約化程度提高之間的關係，在一篇研究經濟增長的論文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並指出：從整體上看，相對於工業製造業而言，服務業勞動生產率提高很慢，具有“停滯部門”的特徵，因而服務業的發展即表現為其產值所占GDP比重不斷提高將不利於整體經濟效率的提高，即存在所謂的「鮑莫爾病」。當發生使種現象時，整個經濟可能會陷入後中等收入陷阱。
不惟中國北京、上海正陷入此等轉型困境，在台灣這種現象已持續多年，以高雄市為例，1970年代十大建設中石化工業、大煉鋼廠(中鋼)、大造船廠(台船)投資落腳於此，配合加工出口區的建設，造就高雄經濟發展突飛猛進，並於1979年改制為直轄市時臻於顛峰，但1987年起後勁反五輕運動帶動環保意識興起，傳統重化工業不再擴充投資，並逐漸外移關廠。從《中華民國95年行政院主計處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檢視大高雄地區工商及服務業產業經營型態，2006年底高雄市場所家數分布以服務業為主，各占87.54％，惟產值僅占32.22％，遠不及工業產值比重67.78％，再看高雄市近10年工廠登記家數之減少與工業部門失業(尤其是傳統產業失業)的高度相關性。因此，近年來高雄市的失業狀況與產業結構調整的結構性失業有密切關係。這可看出地方政府雖近年大力發展新興服務業如觀光休閒等，然仍無法彌補外移製造業遺留下來的GDP空缺，且外移製造業所造成的失業人口，其經驗與技能無法轉為新興服務業所用。經濟發展無法活絡加上結構性失業的影響，使得2004至2008年大高雄地區淨遷入人數合計為-8,126人，在5直轄市中僅與台北市-37,773 人同為負遷出，人口外移現象較其他3直轄市嚴重。因此，城市產業的轉型，應考慮原有產業特殊性，考量生產要素如何銜接利用，避免新舊產業典範移轉造成斷層，形成新的發展困境與社會問題。
近十年來，與製造業具產業關聯的生產性服務業是世界經濟中增長幅度最快的行業，並成為外國投資的重點。據《2002年世界投資報告》指出，2001年美國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中有1/3投向了金融保險領域；歐盟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業主要在公共服務、媒體、金融等領域；日本跨國公司在英國的投資50%以上集中在金融保險部門。由於生產性服務業(金融、通信、國內運輸和專業服務等)具有廣泛的關聯效應，藉由有效率的運作可以提高整體經濟績效，因此這些行業共同發揮作用，對提高國內生產率至關重要。在OECD國家中，金融、保險、房地產及經營服務等生產性服務行業的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均超過了三分之一。發達國家的經濟主體在原來的製造業轉換到服務業過程中，經由生產性服務業的增長超出服務業的平均增長水準的方式。開創出新的轉型發展之道，以突破「鮑莫爾病」成長陷阱。
生產性服務業是相對應於消費性服務業，一般是指在其他商品和服務的生產中投入的中間服務，也可稱為“中間投入服務”或“配套服務”，其滿足製造業、商務活動等對服務的中間使用需求。從表現形態來看，生產性服務業包括兩種形態：一種是仍然包含在製造業等產業或者部門當中還沒有外部化的非獨立形態；另一種是已經從製造業等產業或者部門獨立出來，成為外部化、市場化的服務業形態，與這種獨立形態的生產性服務相對應的產業部門就是生產性服務業。拜製造業專注於價值鏈管理，其形成聚集原屬服務業人才、進行研發產品、產品運輸與儲存、廣告、保險、會計和專利法律服務等開發市場的過程，在這一過程的每一環節都伴生服務需求。
換句話說，製造業生產性服務業和製造業的關係正在變得越來越密切，這主要表現在製造業的中間投入中服務的投入大量增加。在近10年間，多數OECD國家產品生產中的投入發生了變化：服務投入增長速度快於實物投入增長速度，同時，生產性服務業和某些經濟活動特別是製造業的界線越來越模糊，經濟活動由以製造為中心已經轉向以服務為中心。另一方面，製造業部門的功能也日趨服務化，主要表現為：一是該製造業部門的產品是為了提供某種服務而生產的，例如通訊和家電產品；二是隨產品一同售出的有知識和技術服務；三是服務引導製造業部門的技術變革和產品創新。在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下，像以往那樣通過提供某種產品而在市場上占據主動獲得大量利潤的情況，已經很難出現，許多跨國企業已經認識到要保持企業原有超額利潤率只有向服務型企業轉型。近幾年來，許多原有的製造型企業通過大規模的跨業投資或兼併生產性服務業來整合原有的業務，如GE通過跨業投資進入金融業為其客戶提供貸款，來刺激其資本財產品的銷售；HP公司通過兼併服務性企業，從而能夠為客戶提供從硬體到軟體，從銷售到諮詢的全套服務；IBM公司在90年代經由收購諮詢顧問公司方式，成功由製造型企業轉型為服務型企業；蘋果公司則設計出Apple store軟體服務將硬體價值發揮到極大等均有力說明生產性服務業與傳統製造業的關係。
另一方面，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和國際市場競爭加劇，企業內部的服務項目不斷的分離出來，形成獨立的專業生產性服務業，同時也使得生產性服務業逐步外部化。實際的說就是製造業企業將一系列以前由內部提供的生產性服務活動進行垂直分解，實施外部化、規模化、專業化，將研發、設計、內部運輸、採購等活動外包給生產性服務企業。企業將其內部的非核心的服務性經濟活動外包給專業的服務商來做，不僅使製造企業提升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同時也帶動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我們可以由1990年代末日幣升值時，日本企業為降低成本面臨製造業外移情形因應方式看出，2003年起主要企業透過SSC(Shared Service Center)方式，整合集團或企業間IT、物流、總務人事、設計等企業內服務部門進行委外，成功的降低間接成本，有效提升國際競爭力，使製造機能得以繼續維持於日本國內，同時實現當時「製造業回流」口號。而這些委外公司也有效吸收原有公司轉型所釋放出的人力，並提升相關從業人員專業，創造出更大的產值，帶動委外市場規模的擴大，據野村總合預估從2002年到2007年平均複合成長率可達20%，對GDP成長帶來正向助益。因此，大陸學者吳敬璉指出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對整體經濟效率的提高起著重要作用，是提高社會經濟效率與維繫就業率的基本手段。
從生產性服務業發展這一現象本身來看，伴隨著市場變化帶動生產組織方式的變革（如彈性生產方式的採用）和專業分工細化的趨勢，製造業企業基於自身核心競爭力，重新解構價值鏈，將自身價值鏈的一些支持流程，甚至是基本流程都外包出去，例如，人力資源流程、會計流程、研發設計、採購流程、運輸、倉儲、售後服務、財務規劃等等。這些外包出去的業務就逐漸形成了獨立的產業，這些產業在為客戶提供專業化服務的同時，自身的業務水平也不斷提高，同時分工也更加細化，提供服務所發生的成本的也在不斷降低，規模經濟效應和學習效應不斷得到釋放，進而又推動製造業企業將更多業務進行外部化，從而進一步促進了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且過程中亦有效吸納轉型過程中所釋出的人力，減少再就業成本，同時維持市場基本消費力，這樣基於現有核心能力進行環狀或逐級式的服務業發展樣態，比跳躍式轉型，非核心能力延伸的服務業產業發展模式，如轉向消費性服務業(如批發零售、餐飲、休閒娛樂業等)似乎更為可行，保留原有產業競爭力，延伸既有人力職能更避免產業空洞化，值得城市產業發展規劃者借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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