謀殺道德或崇尚正義 理性思辨從危機中演化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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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YouTube 上有一堂熱門課:《正義》(Justice: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內容著重於哲學信念的思辨,哈佛大學知名教授邁可.桑德爾(Michael Sandel) 主講,課堂中他以日常發生的新聞事件穿針引線,刺激學生在直覺反應與正義原則之間來回進行反思,其內容相當尖銳且具爭議性,上課過程不斷交叉辯論,處處機鋒可見,引人入勝。

這哲學是一門極為枯燥的學問,桑德爾卻技巧性地運用個案討論,將這堂課營造得有如當紅的電視影集《波士頓法律風雲》(Boston Legal),他的幽默風趣惹得大家哄堂大笑,但實際上是笑中帶淚,是用荒謬的比喻和殘酷的情境來挑戰人們的慣性思維。桑德爾擅長於談話中埋設陷阱,讓人處於進退不得的危谷當中,然後引導學生在彼此的矛盾中找尋新的出路,在不同立場的攻防中激發出新的選擇標準。

缺乏獨立思考的人是機器人,這種人隨著社會的傳統與規範進行思考與行動,很容易屈從於集體的壓力下做出盲目從眾的決定,或者根本盲無所知的遵行錯誤的組織慣性。組織中充滿著這類型無覺知機器人的企業是危險的,很容易造成集體主義式的崩潰,甚至為自己所處的社會帶來巨大的災難。

為了協助人們重新檢驗內心的理念,認清自己的思維慣性,進而擺脫無覺知的錯誤行為模式,桑德爾在課堂中不時拋出各式各樣的問題給學生,撞擊他們堅信不移的信念,並且把他們逼到良知與利益掙扎的幽暗角落,要他們重新思考自己心中所預設的答案,要他們清楚看到自我內建的行為方程式,看到自己不曾經過深思、慎思,卻日復一日、人云亦云的老調陳腔。

殺1 人救5 命的抉擇

想像你是一個火車駕駛員,而軌道的盡頭有5 個工人在施工,但是火車的煞車突然失靈,如果你沒有好的對策,這5 個人必死無疑,這時你發現右邊有條岔路只有1 個工人,你可以選擇轉向,撞死1 個工人,但救活5 個工人。

你該如何做才是正確的?

大部分的人選擇轉向,你的原因是什麼?

好,還有誰有答案?誰可以說明?

想像另一個不同的情節,這次你是急診室的醫生,有5 名病患急需進行器官移植,否則只能眼睜睜的看他們一個個死亡,然後你突然想到,隔壁房間有一個來做檢查的健康人,你可以悄悄的取出這個人的臟器救活5 個人,有多少人會這樣做?會這樣做的人請舉手。顯然很少有人會這樣做,同樣是犧牲1條命救5 個人,為什麼你的決定會不一樣?

一連串問題像攻打城門的木樁一樣,敲得你腦袋發暈、敲得你在眾人眼前發窘、敲得你遠離過去熟悉的軌道。桑德爾的做法和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極為相似,進行個案討論通常不給正確的答案,而是透過旁敲側擊,將我們帶離原先熟悉、不被質疑的假設,進入一種全然嶄新的環境。桑德爾並不提供學生新的知識或資訊,而是藉由邀請和刺激讓人有新的觀察切入點,然後在獨立思考的過程中學習自我成長,或許你沒有學到新的技能,但你有機會磨練自己的判斷力,使自己成為一個更好、更有責任感的公民。

在產業環境越加混沌不明,消費者意識日益抬頭的今日,企業經營面臨著和「1 命救5 人」同樣的道德掙扎,管理不是黑白分明的世界,經營決策處處充滿著灰色地帶,時時考驗著經理人的管理智慧。

因此,我們不能再任由傳統直覺來引導企業的道德判斷,否則很容易誤判社會正義對經理人的期許,對於社會事件態度失當、處理不好,很容易引起群眾的義憤,嚴重損害企業的品牌形象,或許我們覺得問題的發生不是企業單方面的責任,應該由政府、消費者及非營利機構共同來承擔。

然而,顧客心中的想法可能不是如此單純,他們認為企業是目前社會結構的主要骨幹,有時企業的力量在某些領域甚至超越政府的能力,所以有必要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企業高階經理人的薪資往往比政府官員還要高,有時其全球的地位與名聲可以超越一國之尊,跨國企業的資源富可敵國,其組織所擁有的專業幹才經常不是政府機構所能比擬,如此龐大的力量如果不能造福人群,大眾的憤怒是可想而知的,人們將視企業為邪惡帝國,是小說《1984》(Nineteen Eighty-Four) 裡掌控一切權力的老大哥。

賺取利潤與社會責任的矛盾

正義所探討的個案中有不少是針對企業而來,討論生意人該不該利用天災哄抬物價、賺取暴利,該不該為降低成本製造有火燒車風險的汽車,華爾街(Wall Street) 的金融機構該不該將政府的紓困金挪用於高層主管的紅利發放。這些案例雖然是發生在美國境內,但社會大眾在面對自由經濟、法律規章與道德原則相互衝突時,所產生的各持己見、爭論不休、莫衷一是、糾纏爛打的種種狀況,同樣的經常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上演。

1970 年代,福特汽車(Ford) 生產的Pinto小車相當受到歡迎,但它位在後方的油箱設計有問題,遭到追撞就會產生爆炸,結果造成一些人的死亡和重傷。受害者在法庭向福特提出控訴,意外發現福特早就知道油箱設計的缺陷,而且還做了成本效益分析,想要增進Pinto 的安全,每輛車的成本要額外增加11 美元。現在有1,250 萬輛汽車有必要改善安全,投入的費用需要1 億3 千7 百萬美金,福特估算會有180 人因此而死亡,每個人的死亡價值是20 萬美金;會有180 人受傷,每個人的受傷價值是6 萬7 千美元;會有2 千輛撞毀,每輛車的損害成本是7 百美元。最後福特決定不安裝安全裝置,因為成本減掉損失會產生4,950 萬美元的利益。

這算不算功利計算的反例呢?

有人想替損益分析辯護嗎?

或者你覺得這完全了功利主義的運算方式?

2004 年夏天,查理颶風橫掃美國佛羅里達州(Florida),造成22 人死亡,高達110 億美元的損失,風雨過後,市場掀起一場漲價風潮,平時一袋2 元的冰袋要價10 元,250 元的小型發電機哄抬至2 千元,汽車旅館一晚40 元飆升到160 元。

利用天災提高價格,這樣有什麼不對嗎?

如果不對,法律應該有所因應嗎?

政府是否該禁止哄抬物價,即使這樣會干預到交易自由?

2008 年美國發生金融風暴,始作俑者是華爾街的金融業者,他們的貪婪讓顧客的資產價值一夕間化為烏有,美國家庭總財富損失高達11 兆美元,相當於德日英三國加總的1 年生產毛額,但是這些公司已經大到不能倒,美國國會不得已通過7 千億美元的紓困案,然而救急的資金才撥入戶頭不久,接受紓困的幾家業者卻準備以數百萬美元的紅利來獎勵主管。

走險路把公司搞垮的人,配不配領百萬紅利?

景氣好時該怎麼分紅?

難道成功者就有資格坐享市場大禮?

 

【完整內容請見《能力雜誌》2013年8月號,非經同意不得轉載、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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