贏下桂冠的女人　2023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Claudia Goldin

【文／林麗美　資料來源／ 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

　　202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由哈佛大學教授克勞迪亞．戈丁(Claudia Goldin) 獲得，各界媒體以「贏的女人」(Woman Who Won) 稱之，真是名副其實。

　　11 月9 日，睡夢中的戈丁接到來自瑞典皇家學院的電話，通知她獲得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這項殊榮對一生提倡男女平權的戈丁，意義非凡。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過去幾乎都是男人的天下，戈丁是有史以來第三位女性得主；她打破過去的紀錄，是唯一獨自摘下這頂桂冠的女性，也是首位獲得哈佛經濟系終身職位的女教授。

逐筆資料找出差異根源
以偵探本質帶來新視野

　　瑞典皇家科學院的網站，這樣介紹戈丁對世界的貢獻：「她揭露勞動市場中性別差異的主要驅動因素。」

　　「在一些高收入國家，女性參與勞動市場的人數，是過去幾個世紀以來的3倍，這是勞動市場最重大的社會與歷史變遷之一，然而性別差異卻依然存在。」

　　「戈丁教授是自1980 年代以來，首次用最廣泛資料找出差異根源的研究者。她的研究為女性在勞動市場的歷史和當代角色，帶來嶄新和往往令人驚訝的視野。」

　　1947 年出生的經濟歷史學家戈丁，衝破性別不平等年代的重重禁忌，一路過關斬將，在經濟學領域嶄露頭角，不讓男性專美於前。

爬梳塵封百年資料
填補過往闕如的歷史數據

　　瑞典皇家學院提供媒體的資料中，有一幅漫畫：「戈丁教授牽著她的狗，拿著放大鏡，寒冬中孤獨一人，往哈佛大學圖書館查閱資料。」有如大偵探福爾摩斯破案之前的沉思。沒錯，戈丁也自詡是「偵探」。這幅畫寫實地呈現戈丁教授研究的艱辛，她親自一點一滴在圖書館「爬梳」塵封200 年來的勞動市場資料，填補過去闕如的女性勞動市場研究數據，最後歸納出重要的結論。有了歷史數據，未來經濟學家才可能接續做出精確的研究，政策制定者才可能做出正確的決策。

　　她說：「這項研究無法靠別人幫忙，因為你必須真正了解你的資料。」

戈丁為現代職場夫妻
點亮一盞明燈

　　認識戈丁教授的人、或她的學生都知道工作之餘，她和同為哈佛大學經濟學家的丈夫卡茲(Lawrence F. Katz)，常在校園遛狗，戈丁有時還會帶著狗去上課。他們夫妻都是愛狗人士，常帶著愛狗做專業訓練，參加氣味比賽、服從比賽，還讓牠們在療養院擔任「狗醫生」，療癒病人。

　　戈丁和卡茲夫妻也熱愛大自然，賞鳥和徒步旅行是他們最愛的休閒活動。戈丁教授在新書《事業與家庭》(Career and Family ) 中指出，家庭環境與婚姻是影響兩性薪酬差距的因素之一。但是她卻能夠兼顧學業、愛情、婚姻和事業，可以說是一位典範女性實踐者。

　　接獲得獎電話的當天，戈丁教授正巧發表論文「女人為什麼能贏」(Why Women Win)，巧合的程度，連她本人都有點吃驚。這位「贏的女人」，下一步要寫書告訴大家—— 女人為什麼能贏！

完成最後一張拼圖
解謎性別薪酬差異關鍵

　　摘下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桂冠的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戈丁，完成女性勞動市場研究的最後一張拼圖，解謎性別薪酬差異的關鍵，揭露現代女力不平權的真相，為經濟學家、社會、企業和政策制定者上一堂寶貴的課。

　　過去經濟學者、專家，缺乏正確、連貫性的資訊，一直以為現代職場已經男女平等，同工同酬。戈丁的研究顛覆過去經濟學家的想法，填補學術研究的斷層，揪出勞動市場性別薪酬差異的元凶。

　　戈丁教授用偵探的精神，埋首哈佛大學圖書館，翻閱200 年來的經濟歷史，親自一一檢視，賦予沉睡百年的歷史新生命。她首先指出，美國已婚女性的就業率，不是像一般認知的扶搖直上，而是呈「U 型模式」發展；再者，女性薪酬也是有進有退地逐步增加，但是勞動市場的男女薪酬差異現象，至今仍然存在。最後她找出造成現代男女薪酬差異的主因，創造「貪婪工作」(Greedy Jobs) 的名詞，引起經濟學家、社會和企業的重視。

　　戈丁教授的研究指出，美國從1970 年代末期的農業社會，已婚婦女參與勞動比率很高；但是1980 年代工業革命爆發，工作場域從家庭搬到工廠，女性出局，就業率跌到谷底，工廠成為男性的天下；直至1990 年代服務業蓬勃發展，白領階級興起，加上各種社會運動風起雲湧，參與社會勞動的女性逐步增加。（如圖1 所示）

　　戈丁的研究大幅修正過去經濟學的女性就業率統計，指出1890 年工業革命時期，不包括家庭主婦，在家顧店，照料老小的工作，已婚美國婦女就業率已達12.5 %，比先前的經濟學家統計多出3 倍。原因在問卷調查時，有些女性回答：「我是家庭主婦。」但同時她有參與家庭事業與勞動的經營。

避孕藥問世
女性投入就業市場逐漸增加

　　1990 年代初期起，美國女性投入就業市場人數逐漸增加，有幾個重要的原因，首先是工業革命後，服務業也興起，辦公室的白領階級抬頭，女性教育程度提高。還有一項最重要的影響，戈丁教授指出秘密武器就是：「1960 年代，避孕藥問世！」

　　1960 年美國食藥署核准使用避孕藥，自此女性能掌握自己的身體，決定何時懷孕、何時生小孩、對自己的未來能做最好的規劃。「年輕女性一旦能決定何時生第一個小孩、或者要不要生小孩，就可以計畫是否在學校留久一點、或繼續接受教育。如此一來，就業機會就增加。」戈丁的研究顯示，1967 年至1979 年間，20至21 歲大學歲月的女生，希望自己35 歲才就業的人數，從35%上升到80%。

貪婪工作
現代男女薪酬差異主因

　　對於男女薪酬差異的議題，戈丁研究指出，女性薪酬相對男性薪酬的比率，有三個時期增加，1820 ∼ 1850 年、1890 ∼ 1930 年和1980 ∼2005 年期間，但是1990 年代初期，職場仍然存在性別歧視，原因是雇主「期望」雇用可以長久工作的人力，懷孕或生小孩的女性員工，有可能「被找理由離職」。當時雇主之所以有機可乘，和薪水給付方式改變有關，以前是「按件計酬」，做多少工、付多少錢很清楚；工業革命後產業結構改變，改用定期（或按月）發薪水，產生了模糊地帶，讓雇主決定薪資的多寡，女性成為養兒育女的犧牲品。

　　到了2005 年起，女性薪酬更是停滯不前至今，在美國，女性薪酬仍然比男性低20%。戈丁教授不認為這是因性別歧視造成，美國1964 年已制定平權法案，禁止企業歧視或停聘已婚女性。真正的元凶是「貪婪工作」。

　　所謂「貪婪工作」，戈丁特別指名律師業和顧問業等職別，這種按時間付費，需要隨傳隨到的工作，無論半夜或休假日，24 小時不能漏接老闆和客戶的電話、即時回覆網路諮詢、或隨時要有搭機出差的準備。戈丁指出，能應付這種貪婪工作的員工，才能得到高報酬。

　　「很明顯的，女性生產後，身負照顧孩子和家庭責任，再也無法勝任這種貪婪工作。」「女人薪酬和男人薪酬差距拉大，發生在生下第一個小孩後。」「即使能力一樣（有時更優）、工作量一樣，不能貢獻那麼多時間的女性，很快會被取代，或無法獲得升遷。」（如圖2 所示）母性的光輝，沒有得到獎勵，反而變成「為人母的懲罰( Motherhood Penalty)」。

　　這個世界的照護需求，照顧小孩或其他家庭成員的責任，多數是由女性承擔。如果男性與女性都做彈性工作，問題就會少很多。

　　她呼籲各界正視這個問題，建立更彈性的工作模式、善用AI 科技工具和增加托育機構，讓男女都可以在職場全力以付，提昇勞動市場生產力。戈丁研究的重大突破，為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政策制定者上了一課，有益促進兩性平等，為現代因家庭因素困擾的職場夫妻，找出一盞明燈。

回看台灣缺工問題

提高勞動市場效率
經濟學獎得主的解方

　　缺工！缺工！缺工！目前的台灣，百工百業都在喊缺工，如何提高勞動市場效率，成為當今社會一大課題。諾貝爾經濟學獎戈丁呼籲，建立彈性上班制度，善用科技工具，協助年輕人解決托兒問題，消弭職場男女同工不同酬，可增加女性參與率，提昇企業生產力。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調查，以平均月薪而言，台灣男人每月比女人多1 萬1583 元，兩者薪酬差距15.8%。台灣勞動市場仍有男女「同工不同酬」現象。

　　戈丁教授的研究指出，現代職場女性薪酬比男性低，不是過去所認為的性別歧視，關鍵在於有太多的「貪婪工作」。這些工作時間長，沒有彈性，導致女性在生下第一個小孩，因為無法應付長工時、隨傳隨到的貪婪工作，導致放棄升遷、或遷就底薪、甚至辭掉工作。薪資開始落後男性。夫妻中有一方，通常是女性，會決定在家待命。

　　戈丁教授呼籲建立工作彈性化，例如採取輪班或代理人制度，因為如果讓女性員工繼續流失，企業要再訓練新人，得不償失，也影響企業的運作。目前美國的藥師已建立輪班和代理制度。筆者在奧地利因斯布魯克小鎮，看到藥局有輪值制度，緊急需求的民眾，假日或夜間可到輪值藥局買藥，其他藥師可以安心休息。

現代雙薪家庭改變社會結構
當務之急建立彈性工作職場

　　全球經過3 年的COVID-19 病毒肆虐，證實善用科技工具協助，員工上班可以更彈性，建立彈性工作制度、善用科技工具、解決托嬰育兒問題，提昇女性勞動參與率，解決台灣缺工問題。跨國企業得以節省巨額出差旅費。據悉，台灣Meta 公司延續在家上班制度，目前員工每周只須進辦公室3 天。

　　生育率低，人口老化，「生不如死，勞動力不足」已成國安隱憂。許多先進國家使出渾身解數鼓勵生育，台灣也不例外，但是如果生小孩要辭去工作、放棄升遷、或蠟燭兩頭燒，年輕人不敢成家，更不要說增產報國！

　　「成功男人，背後都有一個偉大的女人。」

　　已退休或瀕臨退休的嬰兒潮世代傑出企業家們，如宏碁創辦人施振榮的年代，背後都有含辛茹苦的「多桑（母親）」、和犧牲工作，全力扶植丈夫的「好妻子」，讓他們沒有後顧之憂，全力衝刺事業。但是現在時代不一樣，雙薪家庭改變社會結構，在職場奮鬥的男女，不應該因為生育或養育子女，而影響職場的工作，如戈丁教授所言—對「為人父母的懲罰」(Parenthood Penalty)、「為人母的懲罰」(Motherhood Penalty)。

　　戈丁教授一針見血，直指貪婪工作造成性別薪酬差異，影響家庭生活及勞動參與率，台灣社會亦然。如果大家都覺得生小孩、養小孩對國家社會很重要，就不應該「懲罰母親」，或「懲罰父母」。積極為年輕人設立優質托嬰育兒機構，善用科技工具，建立彈性化工作制度，實為政府和企業的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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