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告別超寬鬆貨幣政策 隧道盡頭的亮光與臺日合作的紅利

文／李世暉      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1995年起，日本為應對泡沫經濟的破裂，將利率降至 1% 以下，隨後步入漫長的「零利率」與「負利率」時代。 1999 年 2 月，為拯救銀行不良債權與經濟停滯，日本央行首度將基準利率降至 0%，被視為最關鍵的金融政策。由於零利率仍無法完全緩和經濟蕭條，日本央行於 2001 年 3 月，率先全球實施量化寬鬆。

告別超寬鬆貨幣政策
日本重回 1% 利率

到了 2016 年 2 月，日本央行對商業銀行存放的超額準備金收取 0.1% 的利息，宣告日本進入負利率的時代。這段時期，日本貨幣極度寬鬆，雖然成功壓低了企業融資成本、促進日圓貶值並拉動出口，卻也導致銀行利差極度縮減，讓市場對低利率產生了長期依賴。

然而，2020 年，隨著石油等關鍵能源與民生物資價格顯著攀升，日本面臨嚴峻的輸入型通膨壓力，日本央行決定逐步調升基準利率，以防止物價失控。今年 (2026) 年六月，日本央行更將基準利率調升至 1%，這是自1995 年以來、時隔 31 年的新高。日本正式告別長達 30 年的超寬鬆金融環境，全面轉向貨幣政策正常化。

升息意見分歧
抑制通膨與憂心國債內需的拉鋸

另一方面，日本國內對於央行的升息決定，反映出兩種不同聲音。

贊成派
升息，除了可抑制輸入型通膨與日圓過度貶值，亦可防止經濟過熱與資產泡沫。適度升息可以縮小美日間的利差，緩解日圓拋售壓力，進而降低進口能源與民生物資的成本。若長期維持超低利率，可能導致資金流向房地產等投機市場，升息有助於貨幣政策回歸正常化。

反對派
認為升息會導致擴張性財政的潛在衝突，並打擊實體經濟與企業內需。高市早苗內閣為推動戰略產業，增加發行赤字國債。在財政支出擴張的同時升高基準利率，會立即導致約1,200 兆日圓龐大國債的利息負擔激增，可能引發債券市場信心危機。

此外，日本長期習慣零利率環境，升息將直接提高中小企業的融資成本與民眾的房貸負擔。這可能影響復甦中的民生消費與企業設備投資，讓通縮陰影再度復燃。

早苗推動出口多元化
盼帶日本走出經濟失落

日本央行升息後，股匯市也進入了調整階段。今年七月底，日圓一度貶至近 40 年來新低，1 美元可兌 163.73 日圓，隨後在美國財政部與日本財務省的協調干預下，八月初日圓匯率一度升值至 1 美元兌換 155 日圓。日經 225指數在六月中旬首次升破 70,000 點大關後，也在八月上旬回落至 65,000 點。關於日圓貶值，過去往往集中在日美利差或日本政府是否干預外匯市場等焦點上討論。

然而，若長時間來看，日本製造業出口的變化亦是重要的關鍵。從「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Balassa-Samuelson Effect) 的觀點來看，貿易財部門（如製造業、科技業）的加薪會跨行業擴散，進而推高全國物價與貨幣實質價值。

日本自 2000 年之後，電子電器部門中部分國際競爭力下滑，是日本貿易結構的轉折點。此一貿易財部門生產力的停滯，是推動實質匯率貶值（即結構性日圓貶值）的因素之一。換言之，如果貿易財部門出口能力發生變化，日圓的均衡匯率水準也可能隨之改變。

目前，日本貿易財部門的出口，受到早苗經濟學的政策支持，出現新的發展。眾所周知，電子電器、汽車、一般機械是創造日本貿易黑字的三大支柱。但電子電器部門貿易順差，從 2000 年的 8 兆日圓萎縮至今趨近於零。高市早苗內閣正透過長期預算的編列，推動官民合作的策略性投資，關注 AI／半導體、關鍵礦物及材料、防衛產業、資訊通信等 17 項戰略產業，期盼透過貿易財部門出口的多元化，走出經濟失落的黑暗隧道。

臺日科技與金融聯軍共創紅利

在此背景脈絡下，對日本來說，臺灣在ICT 產業（特別是半導體）供應鏈的重要地位，是其重組供應鏈的重要夥伴；對臺灣而言，參與日本的科技製造業供應鏈，可獲取重組紅利。

製造業
半導體供應鏈的新東向

2024 年台積電熊本一廠啟用後，2025 年全面帶動了上中下游臺廠供應鏈的投資。包含無晶圓廠晶片設計（世芯- KY）、矽智財供應商（力旺電子），以及眾多廠務、特用化學品與材料代理商，在 2025 年紛紛前往九州與日本各科技重鎮設廠或擴張。從數字上來看，2025年臺灣對日本投資件數為 128 件，金額為 21.63億美元。

臺灣企業赴日併購的新趨勢

2025 年臺灣企業對外併購總額中，赴日併購金額（26 億美元）占了全年海外併購總額 57%，創下歷史新高。2025 年臺灣前十大併購案中有四件與日本相關，包括群創光電收購Pioneer 相關業務、國巨收購芝浦電子、祥碩收購 Techpoint 等，顯示臺日合作已從單純代工走向直接獲取日本技術與品牌。

金融業
赴日展開金融業務，供應鏈重組

截至今年七月為止，臺灣的銀行在日本已設立及申設中的據點，總計包含：1 家子銀行（下設逾 20 家分行）、13 家分行、5 家出張所（辦事處）。設立在東京的分支機構最多，主要是負責國人在日本當地的不動產金融，同時以「參貸行」加入由日本在地銀行主辦的國際聯貸案。設立在九州地區（以福岡市為主）的分支機構數量次多，除了負責不動產金融之外，主要是參與半導體與臺商供應鏈融資。設立在大阪地區的銀行分支機構數量最少，主要承接個人跨境房貸。（見下表）

歷史新機遇
臺灣金融業進擊日本聯貸市場

在日本央行升息與「早苗經濟學」的政策框架下，臺灣的銀行在日本的業務，迎來了歷史機遇。

首先，過去日本藍籌聯貸案的加碼利差較低，參與銀行的獲利較薄。隨著基準利率上調，聯貸的定價全面回升，臺灣的銀行參與日本藍籌企業周轉金聯貸的淨利差 (NIM) 顯著放大，整體獲利能力上升。

其次，高市早苗內閣最核心的經濟安全保障產業，其聯貸資金多由日本三大銀行壟斷，但在高市內閣重視臺灣的政策下，日資銀行有機會釋出參貸額度，邀請臺灣的銀行加入聯貸銀行團。

最後，日本傳統綜合商社正大量與臺灣科技集團合資，在海外或日本當地開發綠能與半導體材料專案。臺灣的銀行透過參與日本商社的母公司聯貸，能間接為臺日合資專案提供全方位金融支持。（本文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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