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管理組織行為學之跨文化應用

　　企業管理相關的組織行為學教科書中，對跨國際地區文化差異的探討引用，富有應用的意趣，影響了The Culture Factor Group跨文化研究，以及企業管理的跨文化溝通與人員教育培訓。因為心理學實證研究（Richard E. Nisbett, 2007）指出，語言會影響思維，西方人和亞洲人存在思想差異（劉世南譯，2007）。在後現代全球化的背景下，這種影響變得更複雜，多半有關語言思維所影響的文化。

　　The Culture Factor Group跨文化研究基礎在一位知名荷蘭心理學家的文化維度論（Hofstede's Cultural Dimensions Theory）。荷蘭心理學家霍夫斯塔德（Hofstede）的文化維度理論（Hofstede, Geert, Gert Jan Hofstede and Michael Minkov, 2010）包含主要六維度：權力距離、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陰陽性氣質（陽性化程度）、不確定性迴避、長期取向與短期取向（長期導向），及享樂主義與克制（放任與約束）：

1. 權力距離指數（Power distance index, PDI）

指在組織中地位較低的成員對於權力分配不平等的容忍接受程度。

2. 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 IDV）

指個人融入集體的程度，與社會成員間互賴的集體主義相對。

3. 不確定性迴避指數（Uncertainty avoidance index, UAI）

指社會能在多大程度上容忍未來的不確定性。指數越高，會越想控制未來的不確定性，迴避風險，習慣照章辦事，對非正規的行為多有限制。

4. 陽性化程度（Masculinity, MAS）

顯示工作動機競爭性，與陰性化（Femininity）相對。

5. 長期導向之遠見（Long-term orientation, LTO）

指社會能做長遠考量的程度，最初名為「儒家動力」（Confucian dynamism）。

6. 放任與約束（Indulgence vs. restraint, IVR）

指社會成員在多大程度上意圖控制自身的欲望。

　　這些維度有助理解東西方不同文化，如何影響社會化、組織行為和人際互動，可參照下圖。

中美德巴四國比較圖（Comparison of 4 countries: US, China, Germany and Brazil.）
資料來源：Piotrus, The Culture Factor Group, 2019.

　　個人主義（IDV）和放任程度（IVR）美國皆是最高的，東亞中國是最低的；在權力距離指數（PDI）、陽性氣質男性化程度（MAS）和長期導向之遠見（LTO）則反之；歐洲德國有至少三項介於兩者中間。

　　南美巴西的不確定性迴避指數（UAI）是最高的，最難容忍未來的不確定性，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故事，廣為流傳，國民儲蓄率是四者最低的，16.40%在2014年排名第101名；美國的國民儲蓄率，是四者次低的，18.70%在2014年排名第91名；歐洲德國的國民儲蓄率，是四者次高的，27.30%在2014年排名第36名；東亞中國的不確定性迴避指數（UAI）是最低的，國民儲蓄率是四者最高的，46.​​00%在2014年排名第2名，僅次於阿拉伯地區國家卡達，未雨綢繆、防患未然和有備無患等成語，大家人盡皆知、琅琅上口。

*國民儲蓄率是指國民儲蓄的總金額除以當年GDP，國民儲蓄是可支配總收入減去總消費，包含個人儲蓄、商業儲蓄以及政府儲蓄，但不包含外國儲蓄，以上資料主要是2015年統計出的數據。

　　至於台灣文化維度比較分數之平均，可參照下圖回看上圖對照。長期導向之遠見(LTO)在東亞都是87分左右，台灣的個人主義（IDV）指數40分低於歐美（美國91分），確實較近似日本的集體主義（台灣只有這項由2014年前的17分進步到40分，日本46分）。

台灣文化維度比較分數圖
資料來源：The Culture Factor Group, 2024.

　　台灣文化維度比較分數之放任程度49分(IVR)和不確定性迴避指數69分(UAI)皆高於歐洲德國放任程度40分（IVR）和不確定性迴避指數65分（UAI），遠高於東亞新加坡，低於南美巴西，比德國還難容忍未來的不確定性，對未來局勢的控制欲，平均來說更強烈，想迴避風險，傾向維持現狀。

　　由此可證以下看法有量化依據：日本不論是高齡化或同受儒家思想影響，這些反跟台灣更相近（呂冠緯，2022）。較諸歐美社會，日本社會與台灣社會同為東亞社會，且戰後經濟發展歷程較相似（邵軒磊，2015）。

　　很難說台灣在社會、文化和教育脈絡上近似美國，與日本完全相異，於壓縮的現代化、競爭的教育、親近工業主義、集權官僚主義、強烈國家主義下（佐藤學，2012），更像相似而不同。拜全球化之賜，跨國文化維度比較已成為可能，近20國比較的細節，可參照附圖。

預期的領導力風格分布圖
資料來源：The Culture Factor Group, 2024.

法墨德日芬新六國比較UAI和LTO圖
資料來源：The Culture Factor Group, 2024.

十九國比較IDVs、PDI、MAS和UAI圖
資料來源：The Culture Factor Group, 2024.

預期想要的領導力風格分布和各國實際上的比對圖
資料來源：The Culture Factor Group, 2024.

　　由上圖可知家父長制（paternalistic）傾向至今存在於東亞日本乃至新加坡，樣本民眾預期想要的家父長制風格比實際上更多；法國家父長制風格比例實際上偏高，不輸日本，多少反映教育權力結構皆算中央集權。

　　此外，歐美國家則普遍更想要民主、諮詢式風格。美國、亞非洲國家領導力風格實際上比預期的更專制。The Culture Factor Group以大量民間的數據資料，證實社會化和組織行為學的跨文化差異比較。這是怎麼回事呢？

社會化經驗在美國

　　1930年代以後，均等理念已成為一種國際情境中的主流政治價值（Fowler, 1995）。這促使歐洲、日本和他國仿效美國制度，蔚為風潮（蔡璧煌，2008）。以前台灣教育變革喜看美國，因很多學者從美國回來；近來則喜看芬蘭。但美國或芬蘭，在文化脈絡與歷史背景上，都和台灣相差甚大（呂冠緯，2022）。

　　有學者也指出：在美國，學校教育雖強調對政府的支持，但由於教育基本內容仍建立在個人主義和民主自由的政治理想上，卻可能產生反對政府或政策之效。校園裡標準化要求最明顯，就常與美國社會鼓吹自由的理想主義矛盾（Wirt and Kirst, 1982）。

　　事實上是因美國政治文化顯示出三大特性：一、各種社會、種族、宗教團體之間能夠和平相存，彼此存在著高度信任感；二、對國家體制有強烈認同感，政治信任度與支持度都很高；三、對政治體制運作有共識（張世賢、陳恆鈞，2023）。

　　伊拉薩(Elazar)在《美國聯邦主義》（American Federalism）一書中剖析，認為美國政治文化是由相互矛盾的兩概念所混合而成：一種是主張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的市場觀點(marketplace)，另一種是主張社區觀點的國家主義（common-wealth）。

　　市場觀點認為公共關係的存在是個人間或團體間基於自利的動機，經由議價（bargaining）行為所產生的結果。因此主張除必要的干預行為外，政府管理應是愈少愈好。由此種觀點引導出個人自由主義、自由競爭市場的觀念及國家最少干預原則。

　　社區觀點則強調個人雖有各別利益追求，但為實現共利以及追求更崇高的道德原則，我們須設立及維護一個更佳的政府。本質上這是一個社區主義（communitarianism），強調互相合作、集體行為及公共干預的重要性（Elazar, 1966）。故美國形成了阿蒙與沃巴所稱的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即社會中的參與文化與偏狹、臣屬兩種文化平衡發展，且兼容並存(Almond and Verba, 1963)。

　　更細分的話，美國國內存在三類型次級政治文化（Elazar, 1966）：一、個人主義型的政治文化（Individualistic P. C.）；二、道德型的政治文化（Moralistic P. C.）；三、傳統型的政治文化（Traditionalistic P. C.）。個人主義和社區主義相互矛盾又相互融合，形成美國獨特的公民文化。這種政治文化影響美國教育政策至深，例如，強調個人自由和公民責任，但也導致標準化要求與自由主義之間的矛盾。

社會化經驗在日本、台灣及相關地區

　　雖然美國模式曾是台灣教育的主要參考，但近年來，與台灣文化背景更為相近的日本經驗逐漸受到重視（呂冠緯，2022）。

　　日本和台灣在文化背景上的相似性（蔡增家，2015），使日本的教育經驗對台灣具特殊參考價值。故下文將顯示台灣與日本文化脈絡的相似性，及其在社會化教育中的意義。東亞同受日本殖民過「充滿儒家色彩的」南韓，家父長制至今猶存，由走「中庸之道」的南韓看台灣相似處也不少（蔡增家，2016），在此補充。

　　日本儒家文化精神經神道（Shinto）發揚光大，由這兩意識型態灌輸，日本政治菁英及人民大多崇拜天皇並服從國家主義。戰後天皇制雖已虛位化，但是此種家父長制（paternalistic）存在於日本社會（乃至東亞）。例如，在企業界、公司就好比是國家，是員工的認同對象，因此極重視員工忠誠及奉獻精神。

　　這種認同公司目標及採取終身制（lifetime-employment），是戰後日本經濟成功的一大要素（張世賢、陳恆鈞，2023）。可見日本政治文化的特點，包含集體主義、家父長制、對國家和企業的強烈忠誠等，日本傳統政治文化至今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涵蓋曾經的殖民地台灣。

　　日本雖建立民主制度，但其政治文化變遷過程並不像德國，同盟國認為日本社會要徹底改造，便執行些大型再社會化活動，例如將天皇虛位化，並斷絕灌輸人民崇拜天皇的措施。在學校教育方面，循美國模式，將舊教材課本重新改寫（張世賢、陳恆鈞，2023）。但，日本政治文化特質仍導致長期一黨獨大的局面。政治文化不只影響社會化機構教育政策的制定，也深刻影響了公民參與教育和政治的方式。

　　日本無論戰前或戰後教育意識型態，其社會化機構（家庭、學校、大眾媒體等）最大目標是由集體主義和順從行為來培養人民共識精神。學校教育在文部省（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管轄下，課程內容及教師的資格條件都詳細規定，制式課本內容都符合國家意識型態，教材內找不到批判政府之政策。在工作場所，企業機關更將學校施行方式擴大或濃縮，主要在學習企業標準知識及體驗團體行為。

　　這些社會化機構採取的方式，儘管維持政治穩定及社會和諧，可也阻止了人民政治覺醒並擴大人民的政治疏離感，導致即便政治參與度高但情感投入度低（張世賢、陳恆鈞，2023）。「集體約束力造就低犯罪率」，故相較法院裁判，日本社會更看重「恥感」的約束力，「老人政治」下，職場比起西方不鼓勵競爭（蔡增家，2015）。

　　日本人喜好閱讀，人均所讀書籍、雜誌或收看電視節目時間都位居世界前列。這些特質使日本人在全國性投票率都接近70%，遠比美、英兩國高。日本人對於政治性質的會議，尤其是與選舉有關的集會都熱衷參與。

　　日本人投票率雖高，但心裡或情感的投入度仍低。主因是大部分人民覺得政府領導者並未真正體察民意，瞭解人民需要的是什麼，而政府對財閥所提出的需求有求必應，故一般人民對政治領導者或政治人物大都持有負面形象。

　　「政治」往往被視為「必要之惡」（necessary evil），更是一「骯髒的事業」（dirty business），所以小孩長大立志當政治人物的比例非常低(Almond and Powell, 1996)。有「台日皆然，造橋鋪路當政績，不惜赤字蓋蚊子館的政治亂象」及「蘊含菊的美，卻又顯露刀的鋒芒」具兩面性（蔡增家，2015）。這或許是由於日本政治文化特質有利中央集權，政府被期望承擔建構理想社會責任的緣故，結果一體兩面。

　　日本及法國教育權力結構皆算中央集權，政府被期望承擔建構理想社會之責，故教育政策多由中央決定；英國、美國、加拿大等國則較屬於地方分權的體制，教育政策決定權限下放給地方。是否因此，市場取向之教育（新公共管理模式）在這兩體制國家間（大陸、英美海洋法系）產生不同接受度（蔡璧煌，2008），有待後續討論。故下文將概略比較日本、法國的中央集權模式與英美的地方分權模式。

　　英語系國家傾向於「市場取向」（market-oriented）改革，如增加學校競爭力、私立化和學校選擇；非英語系國家則有不同思考 （Fowler, F. C., Boyd, W. L. and Plank, D. N., 1993; McLean, 1988; Rust and Blakemore, 1990）。前者以英國、美國、澳大利亞、紐西蘭、加拿大為代表，後者則以日本、法國為典型（蔡璧煌，2008）。

　　日本人團隊意識常對「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敬謝不敏，而法國社會原就對「美國化」（Americanization）敏感（Fowler, 1995）。利益表達的方式上，英國和美國傾向非正式的多元途徑（pluralist approaches），法國和日本則常用直接以正式會議或談判的組合式（corporatist approach）途徑（Rust and Blakemore, 1990）。

　　法國人性格極特殊，幾乎可同時接受喜好兩種極端的事務。例如，人民對於保守作風的戴高樂總統（Charles de Gaulle）和主張社會主義的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幾乎同樣愛戴。法國人的矛盾性格表現在行為是「依理想而言，應投票給左派，但就自利行為而言，則應投給右派。」此外，在公眾場合人民表現出贊成削減政府權力，但私下又希望擁有強力的政府。

　　個人的行為特徵如此，國家的體制亦然。例如，法國第五共和1962年以來，最大的特徵便是敵對的兩派，從事聯盟競選，其一屬右派，另一個屬左派。此種情形在1969年時曾一度中斷，此後又恢復。對此，學者稱之為「兩極化」（polarization）。但近年來，左派與右派人士皆企圖向中間靠攏，曾走向溫和及現實主義（張世賢、陳恆鈞，2023）。上述以法國為例，分析儘管國內文化有多元性和矛盾性，共同的語言、文字畢竟影響了教育、技術、思維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影響教育，兩者並非相互排斥，而是相互作用，並非點對點改變重心，任何企業或組織管理的跨文化溝通與人員教育培訓，皆能借鑑。

【參考資料】

• The Culture Factor Group. (2024). GLOBAL REPORT 2024: A CULTURAL GUIDE TO MANAGEMENT.
• Hofstede, Geert, Gert Jan Hofstede and Michael Minkov. (2010). 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 Software of the Mind, 3rd Ed. New York: McGraw-Hill.
• Gross national saving. 美國CIA中央情報局[2015-10-02]
• Almond, G. A. and Verba, S. (1963).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Almond, G. A. and Powell, G. B. (1996). Comparative Politics Today: A World View. Harper Collins.
• Elazar, Daniel J. (1966). American Federalism: A View from the States. Crowell.
• McLean, M. (1988). The conservative education polic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 Studies 36, 200-217.
• Fowler, F. C., Boyd, W. L. and Plank, D. N. (1993). International school reform: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in Jacobson, S.L. and Berne, R. (Eds.), Reforming Education. Thousand Oaks, CA: Corwin Press.
• Fowler, F.C. (1995).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the global village, in Scribner, J.D. and Layton, D.H.(eds), The Study of Educational Politics: The 1994 Commemorative Yearbook of 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 Association. London: The Falmer Press.
• Rust, V. D. and Blakemore, K. (1990). Educational reform in Norway and in England and Wales.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34, 500-522.
• Wirt, F.M. and Kirst, M.W. (1982). Schools in Conflict. Berkeley, CA: McCutchan.
• 劉世南譯（2007）(Richard E. Nisbett, 2007)。思維的疆域：東方人與西方人的思考方式為何不同？。聯經。
• 佐藤學、黃郁倫、鐘啟泉（2012）。學習的革命：從教室出發的改革。天下雜誌出版。
• 呂清夫（1996）。《後現代造形思考》。高雄：傑出出版公司，頁9。
• 呂冠緯（2022）。推薦序--從宏觀視角看學習變革。學習的革命2.0：AI與疫情如何改變教育的未來。親子天下出版。
• 蔡增家（2015）。上一堂最好玩的日本學：政大超人氣通識課「從漫畫看日本」。先覺。
• 蔡增家（2016）。上一堂最好玩的韓國學：政大超人氣教授帶你從韓劇看韓國社會、政治、外交與兩韓關係。先覺。
• 蔡璧煌（2008）。教育政治學。五南。
• 邵軒磊（2015）。發展理論與世代論述—以戰後日本社會經驗為例。東亞研究，46（1），頁35-64。
• 張世賢、陳恆鈞（2023）。比較政府。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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